Journey to Pluto

我讀張惠菁《惡寒》
讀張惠菁的《惡寒》時在電車上。電車上有一對中年婦女好友在吵架。我覺得像煞了「蒙田筆記」裡的晴美與胡媛媛最後聚集起來對主角批判的剎那。那是一種臨即感，說不上來為什麼。
回到主題。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第一本小說，《惡寒》最常被稱呼為後設小說之屬，但如「蒙田筆記」一文，選擇經典來與之對話，且還談出一點有趣的東西真是挺不可思議的。把經典的文本（text）脈絡化（contextualise）在自己的小說裡，形成一種相互指涉的互文性（intertextality），當然頂有名的如朱天心的「古都」；但身為年輕小說家的出山之作，「蒙田筆記」有趣的地方其實就在於這樣的時空遠比朱天心的「古都」來的更遙遠更難以比對：中古晚期的法國與當代的台北，張惠菁要表達的其實不是頂新鮮的主題：寂寞與人的存在（being）。因為這召喚是大規模的跨越時空，技巧上張惠菁運用敘事者「我」與「我」的學期報告，輕巧地把這個召喚變得可能。
是的，召喚。在《惡寒》這本小說裡貫串兩個中篇的母題就是召喚。拉著蒙田走出自我封閉高塔的是召喚，帶著眾人去追尋馮家安死因的也是召喚。永遠有個神秘的聲音帶著主角去探索不熟悉的環境，去探究被遺忘的事件，去探索真相。或是更精準地說，由於不知道真相的恐慌與寂寞，使得主角們不得不只能抓準甬道盡頭的微光，然後緩緩地爬過去。這麼說來，張惠菁是很擅長處理這樣的情緒的。因為不確定的沒來由的害怕使得張惠菁小說裡的主角個體都一個個漂浮了起來。存在是太輕還是太重，張惠菁顯然狡黠地規避了這個問題，但是現代人對於存在本身的感受，張惠菁還是勇於面對的。

我讀張大春《公寓導遊》
好像是駱以軍的書開始的風潮，大家不得不探討一下誰是不是「認真地悲傷」。歸本溯源，這其實是駱以軍對於他的老師張大春的質疑：「為什麼你的作品裡，沒有一個稍微認真一點悲傷的人呢？」這個大哉問，在我重新地閱讀張大春《公寓導遊》時一直纏繞著我：到底有沒有一個稍微認真一點悲傷的人呢？
先談一下我讀張大春的歷史。我對張大春的認識，是從《大頭春》開始。從此之後，我也只讀了《我妹妹》與《小說稗類》（卷一）（卷二）。直到耀升跟我提起張大春的可讀性有多高，於是我開始重新翻閱張大春。這次重讀《公寓導遊》，我對駱以軍的提問終於有點看法與私我的解答了。
張大春在《公寓導遊》底所要探索的，無疑是一個寫作者對於寫作身為一份工作或職業所存在的質疑；或該說是，對於存在的質疑（the question of being）。那是在理想與現實中、在真實與虛構中的敘事者，或是藉另一篇名之「旁白者」，必須對於自己本質上最認真的思考。藉一句快要被用濫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可以說是《公寓導遊》裡，張大春最底層的意識。
回到先前的問題，張大春筆下有認真在悲傷的角色嗎？如果讀了「透明人」，實在很難不被這個故事裡的主角撼動：那是一個不停質疑自己存在的人哪。換句話說，當主角否定了周遭所有的存在，自己的存在感才出現。用英文說，his own identity/being would only be recognised through serial negations of his surroundings. 這難道不是個令人感傷的角色嗎？是的，但駱以軍那質問成立的原因，其實是因為角色的主體本身並沒有對這件事感到悲傷。

我讀張惠菁《告別》
張惠菁的《告別》是一本奇異的書。與其說是散文集，倒不若稱呼為雜文集，因為裡面談論了許多不同面相的社會。從SARS到母女關係，從死亡到愛情，從書評到友誼，張惠菁說：「當初寫他們，就已經開始對他們告別。」如果這注定要是個告別的手勢，注定是個轉過身就把一切都看成歷史的時代，張惠菁的這本散文集恐怕只能說成也告別，敗也告別。
一如小說，在「告別」中，張惠菁冷銳的筆鋒亦不曾消退，祇是這回談的是更日常的生活，沒有不若小說有情節的推動，張惠菁這樣的冷銳眼光似乎少了點激情，也少了點深度。她利用歷史的正反辯論法來思索生活的瑣事，把舊的事物談出了新的觀點，把眼光照入肉眼常見卻忽略的縫隙，並夾雜個人的思路邏輯，讓「告別」告別了濫情的散文市場，並站了起來。然而可惜的是，在這樣正反論證之下，張惠菁的「告別」一書有些篇章竟失之淺薄，如同水面揚過漣漪，但很快就又復歸平靜。這樣的篇章多出現於第一部分，感覺張惠菁在一開始書寫時還沒有抓到適當的腔調，導致這樣的議論看起來有點駁雜混亂。然而越到後面張惠菁的老練與新奇同時並存，使得這樣的雜文就有了豐厚的肌理。第三部分堪稱本書最美的部分，張惠菁像是經過了練習之後，忽然瞭解到一個最適恰的角度來觀照世界，終於使得告別不只是個揮別的、不著痕跡的手勢，而是Janus，一臉張望未來，一臉顧盼過去。因為告別的手勢，與打招呼的手勢，恰巧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