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張大春《公寓導遊》
好像是駱以軍的書開始的風潮，大家不得不探討一下誰是不是「認真地悲傷」。歸本溯源，這其實是駱以軍對於他的老師張大春的質疑：「為什麼你的作品裡，沒有一個稍微認真一點悲傷的人呢？」這個大哉問，在我重新地閱讀張大春《公寓導遊》時一直纏繞著我：到底有沒有一個稍微認真一點悲傷的人呢？
先談一下我讀張大春的歷史。我對張大春的認識，是從《大頭春》開始。從此之後，我也只讀了《我妹妹》與《小說稗類》（卷一）（卷二）。直到耀升跟我提起張大春的可讀性有多高，於是我開始重新翻閱張大春。這次重讀《公寓導遊》，我對駱以軍的提問終於有點看法與私我的解答了。
張大春在《公寓導遊》底所要探索的，無疑是一個寫作者對於寫作身為一份工作或職業所存在的質疑；或該說是，對於存在的質疑（the question of being）。那是在理想與現實中、在真實與虛構中的敘事者，或是藉另一篇名之「旁白者」，必須對於自己本質上最認真的思考。藉一句快要被用濫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可以說是《公寓導遊》裡，張大春最底層的意識。
回到先前的問題，張大春筆下有認真在悲傷的角色嗎？如果讀了「透明人」，實在很難不被這個故事裡的主角撼動：那是一個不停質疑自己存在的人哪。換句話說，當主角否定了周遭所有的存在，自己的存在感才出現。用英文說，his own identity/being would only be recognised through serial negations of his surroundings. 這難道不是個令人感傷的角色嗎？是的，但駱以軍那質問成立的原因，其實是因為角色的主體本身並沒有對這件事感到悲傷。
但這不代表讀者不會感傷。因為如果細究下去，張大春的小說裡其實不乏這樣令人感傷的角色，但是這些個令人感傷的角色都被包裹在技巧的編派裡，使得這些可以認真悲傷的時刻被延遲懸滯了。這些認真的悲傷，大概要到《城邦暴力團》才真正開始；甚至必須到《聆聽父親》開始，讀者或評者才能夠清楚地認知道《城邦暴力團》的寫作肌理或動機其實是為了對整個家族史有個交代。因為棄絕了所有的技巧回到說故事的傳統，那樣認真的悲傷才能夠出現並且延續下去。
好像是駱以軍的書開始的風潮，大家不得不探討一下誰是不是「認真地悲傷」。歸本溯源，這其實是駱以軍對於他的老師張大春的質疑：「為什麼你的作品裡，沒有一個稍微認真一點悲傷的人呢？」這個大哉問，在我重新地閱讀張大春《公寓導遊》時一直纏繞著我：到底有沒有一個稍微認真一點悲傷的人呢？
先談一下我讀張大春的歷史。我對張大春的認識，是從《大頭春》開始。從此之後，我也只讀了《我妹妹》與《小說稗類》（卷一）（卷二）。直到耀升跟我提起張大春的可讀性有多高，於是我開始重新翻閱張大春。這次重讀《公寓導遊》，我對駱以軍的提問終於有點看法與私我的解答了。
張大春在《公寓導遊》底所要探索的，無疑是一個寫作者對於寫作身為一份工作或職業所存在的質疑；或該說是，對於存在的質疑（the question of being）。那是在理想與現實中、在真實與虛構中的敘事者，或是藉另一篇名之「旁白者」，必須對於自己本質上最認真的思考。藉一句快要被用濫的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可以說是《公寓導遊》裡，張大春最底層的意識。
回到先前的問題，張大春筆下有認真在悲傷的角色嗎？如果讀了「透明人」，實在很難不被這個故事裡的主角撼動：那是一個不停質疑自己存在的人哪。換句話說，當主角否定了周遭所有的存在，自己的存在感才出現。用英文說，his own identity/being would only be recognised through serial negations of his surroundings. 這難道不是個令人感傷的角色嗎？是的，但駱以軍那質問成立的原因，其實是因為角色的主體本身並沒有對這件事感到悲傷。
但這不代表讀者不會感傷。因為如果細究下去，張大春的小說裡其實不乏這樣令人感傷的角色，但是這些個令人感傷的角色都被包裹在技巧的編派裡，使得這些可以認真悲傷的時刻被延遲懸滯了。這些認真的悲傷，大概要到《城邦暴力團》才真正開始；甚至必須到《聆聽父親》開始，讀者或評者才能夠清楚地認知道《城邦暴力團》的寫作肌理或動機其實是為了對整個家族史有個交代。因為棄絕了所有的技巧回到說故事的傳統，那樣認真的悲傷才能夠出現並且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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